公元627年6月4日，唐太宗李世民亲手杀害了长兄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，这一历史性事件发生在玄武门的政变中，标志着“贞观盛世”的开始。这场血腥的政变不仅让李世民在权力的巅峰站稳脚跟，也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奠定了基础。

贞观盛世，因其经济的繁荣、文化的兴盛、军事的强大而成为历史上最为耀眼的盛世之一。在这个时期，中国的国力达到了鼎盛，四海之内的国家纷纷向中原朝贡，堪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。然而，贞观盛世的独特之处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繁荣。在其他朝代的盛世中，虽有经济成就，却也常有外交上的屡次失败，例如宋仁宗时期，尽管国家经济非常发达，却频繁在与辽、夏的战争中失利。而像汉武盛世与永乐盛世，尽管在军事上强盛，但在经济上却并非没有危机。

唯独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盛世，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卓越的成果，军事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，展现了真正的文治武功双全。正因为如此，尽管李世民被历史高度评价，但他上位的方式——通过玄武门的政变杀兄夺位，却常常被人忽略或淡化。

历史评价往往充满偏见。我们习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，看待和评判人物的行为，往往会过度理想化或妖魔化他们。以玄武门事件为例，很多人自然倾向于支持李世民，甚至对李建成进行单方面的批评。正如“成王败寇”所言，历史的书写往往是由胜利者主导的，李世民成功夺位后，毫不手软地在史书中描绘李建成为一个奸诈且无能的恶人，似乎两人之间注定是敌对关系。

然而，2005年，西安出土了李建成的墓志铭，这一发现揭示了李世民与其已故哥哥之间关系的复杂性。墓志铭内容极其简洁，仅有五十余字，记录了李建成的死亡及葬礼地点。其简单到几乎荒诞的记载反而让历史学者产生了更深的思考。古代墓志铭通常会描述逝者的功绩和品德，但李世民的墓志铭却没有任何一字提及李建成的过错。这种沉默反而更能揭示，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关系，可能并不像史书上所描写的那样疏远和破裂。

实际上，玄武门事件并非完全源自兄弟间的感情破裂，更多的是由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推动。这场悲剧的发生，是李世民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作出的选择，而非单纯的篡位之举。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兄弟关系，深受当时的权力格局和家族内部的争斗所影响。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感情曾深厚，尤其是窦皇后在世时，李渊的四子女彼此关系和谐。然而，随着窦皇后的去世，这种亲情的纽带被切断，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隐患。

李渊在起义之前的表现，并非史书所描绘的“沉迷酒色、无大志”的模样。这些形容词更多来自于李世民的历史创作。事实上，李渊早在很早之前就有了反叛的意图，并且他的长子李建成也参与了反叛的策划。关键的转折点是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，这本书记录了李渊反叛过程的详细资料，比李世民所编写的史书更为真实可靠。它揭示了李渊不仅有反叛的决心，而且在起义前，李建成已被派往河东，招募各路英雄。

尽管李世民与李建成在这一过程中并未表现突出，但李建成在李渊起义中的作用不容忽视。李建成作为先锋，亲自指挥攻占了长安，而李世民只是副手。在唐朝建立后，李建成凭借其卓越表现被立为太子，这本应是他稳定的地位。

然而，李渊稳固政权后，李建成的地位开始受到威胁。李世民的崛起加剧了这一威胁。李渊并未忽视李世民的崛起，而是通过设立“天策上将军”这一职务来拉拢李世民，这一职位使得李世民掌握了更多的军权，并能组建自己的智囊团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势力。李渊这一举措无疑为后来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矛盾埋下了伏笔。

李世民的崛起除了依靠卓越的战场表现外，还充满了深思熟虑的政治策略。而李建成的“太子”身份，实际上也限制了他在权力斗争中的位置。李建成未能及时适应权力斗争的风云变化，最终未能抓住机会。更为致命的是，李建成的太子身份本身就是一个死局——无论他是否成为太子，他最终都无法在这场权力博弈中胜出。

因此，李世民的上位并非偶然，而是历史潮流和政治格局的产物。在这种大背景下，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，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玄武门的悲剧。这不仅仅是兄弟情感的破裂，更多的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，身不由己的命运使得两人走上了背叛与决裂的道路。